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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哥华的故事:福溪沿岸的旧貌新颜 打印
  福溪(False Creek)沿岸的发展是近年来“温哥华主义”(Vancouverism)最好的注解。

  “福溪”是“False Creek”一名的半音半意的译法,直译应为“假溪”。这个名字是早年来温哥华的探险家George Henry Richard (1820-1896)船长取的。作为英国皇家海军船长的他,曾于1853至1863年间到太平洋西海岸进行考察工作。1859年,他来到如今温哥华所在的一带海岸,当他沿着后来被他后来取名为“False Creek”的水道向内陆行船时,他以为自己找到了除了布勒湾(Burrard Inlet)之外的另一条进入内地的水道,并且以为“False Creek”会在某处跟布勒湾相通,没想到船才走到如今的克拉克大道(Clark Drive)附近,这条水道就终止了。这让George Henry Richard很扫兴,他就索性把这条水道命名为“False Creek”(假溪)。

  

  这是1906年的温哥华地图,这张图标示的是当时温哥华市中心、福溪东岸和南岸(当时还属于郊区)的电车路线。从图中我们可以领会到福溪在温哥华所处位置的重要性。(照片来自Lisa Smedman Vancouver: Stories of a City)

  福溪的位置对温哥华的城市空间景观具有重大影响,它正好把温哥华市中心(Downtown Vancouver)和其他的区域分隔开来,是太平洋插入温哥华这座城市的一条主要水道(相当于这座城市的“母亲河”,只不过它是一条“海水河”而已):北岸环抱着市中心,南岸则与Fairview和Shaughnessy这两个人口密度颇大的高尚住宅区相连;东端是科学馆(Science World)的所在,西端则注入英吉利湾(English Bay)。有三座大桥横跨福溪,由西至东分别为:布勒桥(Burrard Bridge)、格兰维尔桥(Granville Bridge)和甘比桥(Cambie Bridge)。

  

  这里看到的是跨越福溪的三座大桥中的两座。左:布勒桥(Burrard Bridge);右:格兰维尔桥(Granville Bridge),桥下是格兰维尔岛(一座人工填海造出来的岛)。 两座桥右岸的楼群是温哥华市中心(Downtown Vancouver),楼群西北端的森林区是斯坦利公园(Stanley Park)。公园和北部的群山之间的水域是布勒海湾(Burrard Inlet)。实际上,温哥华市中心是坐落布勒内湾和福溪之间的半岛。(网上照片)

  

  福溪东端末尾处的景观。(网上照片)

  

  福溪西端的太平洋入口处。(网上照片)

  谁能想到,如此美轮美奂的福溪及其沿岸曾经是一个高度污染的工业荒废区,如今这番美景是经过几番脱胎换骨的改造工程从工业废墟上崛起而成的。

  当然,工业废墟是欧洲人到来之后发生的事。在欧洲人到来之前,False Creek沿岸是茂密的原始森林区(当时整个温哥华就是一个原始森林区),生于斯长于斯的印第安人常在这条海湾河道的两岸捕鱼、拾蛤和伐木。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特别是太平洋铁路的西端终点改建到这里后,欧洲人还有亚洲人就大规模地来到温哥华一带定居,当时此地是一个以伐木为主业的木材生产中心。随着温哥华的深度工业化,福溪沿岸吸引了造船、金属铸造、炼油等大量的重工业,福溪沿岸逐渐演化成了温哥华的重工业中心。

  一战期间,福溪东端一带被填海建成大北方铁路(Great Northern Railway)和加拿大北太平洋铁路(Canadian Northern Pacific Railway)的车厂和总站,前者的总站于1965年拆卸,而后者的总站,即现太平洋中心车站(Pacific Central)还屹立至今。填海工程完成后,福溪的长度比原先缩短了一些,从克拉克大道(Clark Drive)往西移到魁北克街(Quebec Street)如今科学馆处。

  

  这是1928年从格兰维尔桥上往东拍下来的False Creek,一副工业化很严重的样子。(照片来自Lisa Smedman Vancouver: Stories of a City)

  二战后福溪沿岸的工业逐渐衰落,留下了严重污染的土地和破败的厂房,福溪也成了一条“肮脏的臭水沟”。直至30多年前,这里还是垃圾遍地,一片被废弃工业用地的景象。

  20世纪50年代左右,二战后不久,市里就有激烈的呼声建议把整条福溪都给填掉了算了,但工程浩大,无人真的能采取行动。一直等到70年代中,福溪沿岸的发展才有了转机。这首先归功于格兰维尔岛的改造工程。1975年,政府着手对福溪西端南岸的格兰维尔岛进行清理和改造,把格兰维尔岛从荒废工业用地转型为多功能社区,在年轻建筑师霍特森建议下,岛上工业厂房设备等当作历史遗产被保留,并在它们的基础上打造成休闲娱乐场所(有点像北京的798),同时在岛上和福溪南岸建造多种不同类型的房屋,为不同收入阶层提供住处。想起当年,霍特森回忆道:“我当时提出,最好的做法是保留一些工业化时期原貌,保留一些历史特征、遗产特征和工业特征,然后谨慎引进一整套新设施,包括市场、酒店、剧场、餐厅和艺术学校,让这个地方脱胎换骨。”

  格兰维尔岛的成功改造是一个良好开端,接下来1986年温哥华世博会更是给福溪地区彻底转型创造了难得的契机。为了对福溪地区的环境进行彻底的治理,市政府把大部分世博场馆都规划建在福溪沿岸,这些为配合世博会而进行的相关工程完成后,该区的面貌就得到了脱胎换骨的改变。

  如今,福溪沿岸一带聚集了温哥华的主要体育设施,包括温哥华加人冰球队(Vancouver Canucks)的主场罗渣士体育馆(Rogers Arena),以及卑诗雄狮加式足球队(BC Lions)的主场卑诗体育馆(BC Place Stadium)。此外,每年6月的温哥华国际龙舟赛也是在福溪举。 2010冬奥会的选手村也建在位于福溪东南处(见下)。

  福溪沿岸旧貌变新颜的第三次机会是香港房地产商人的大力介入。86年温哥华世博会结束后,香港地产富商李嘉诚连同李兆基、郑裕彤等人组成了协平世博集团(Concord Pacific),以三亿二千万加元投得福溪北岸世博旧址的地皮,把这里开发成附有一系列配套设施和商业场所的高密度住宅区,福溪两岸的生态环境得到了较大改善,为温哥华市中心带来五万名新居民。

  

  改造后的福溪中段之夜景。(网上照片)

  福溪北岸的高层住宅楼,在香港出生的华裔设计师郑景明(James K.M. Cheng)的打造下,给它们包上了时髦靓丽的玻璃幕墙。尽管当地有些白人打趣说,温哥华因为这批建筑而成了“玻璃之城”(the city of glass),但这一招的确使得这个人口高密度的住宅区避免了低档化、成为像北京天通苑那样的住宅区。如今这里成为温哥华市区的高尚住宅区,居民们轻松享受到精心规划的绿地、学校、商店、银行、餐厅等种种生活的便利。而这些建筑也被称为“温哥华主义”(一种绿色宜居的城市规划理念)的示范。我倒是觉得这些玻璃高层建筑,让人感觉温哥华跟香港有几分相像。的确,九十年以后,温哥华开始越来越多地印上了香港人、大陆人的烙印,使得这座城市越来越香港化、中国化、亚洲化了。

  福溪两岸复兴的第四次重要机遇是2010年冬奥会和残奥会。温哥华于2003年启动了奥运城市规划,本着可持续发展原则开始把福溪之畔东南处的地皮打造成冬奥村。

  

  温哥华2010冬奥村(Vancouver 2010 Olympic Village)。(网上照片)

  冬奥村俯瞰着太平洋波光粼粼的福溪中的海水,高低错落的塔楼屋顶布满绿色植物,仿佛一个个空中花园。更让人叹为观止的是,冬奥村借助能源利用系统、水资源管理系统以及车库废气管理系统等高效环保手段,可节能40%以上。它被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评定为全球最绿色、最高效和最可持续发展的社区。

  冬奥村的成功在于将绿色环保建筑技术用于豪华设施。这个项目使用的能源只有其他同类项目的50%,在创新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同时把房地产开发集中在绿色建筑上。因此,它是城市绿色建筑发展战略的成功实践。冬奥村的示范作用远大于其实际居住意义。这些新型建筑符合最高级环保要求,在能效利用、景观设计和垃圾回收等方面采用了最先进的技术,它代表着未来街区的发展方向,也代表了绿色宜居的生活理念。(毛米,2015-5-18,温哥华-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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