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温哥华到多伦多，相隔三个时区，飞了近五个小时，当跻身于毕加索（Pablo Picasso1881年～1973年）的147幅原稿真迹中，观摩他的生前影像资料时，在这座木头框架外型、建筑质量有些粗糙的博物馆里猛然惊觉：多伦多毕竟是个充满现代活力、有着非常重量级别的大城市。

　　毕加索从欧洲来，也不必搞清楚是马德里还是巴黎了，因为对毕加索来说大概没有那种世俗疆域的障碍。画家一双眼睛的后面是一个大脑，下面是一支画笔。一般而言，画家心有所感、学有所长、意有所得、技有所宗，只能攫取一个个自以为高度概括美不胜收的画面，在这里面没有语言、没有声音，只有形状和颜色。可是毕加索与众不同，他应该是个自命不凡的、突兀而起的、充满想象的、极度夸张的――属于“降大任于斯人”里程碑似的画家。

　　原以为行脚偶遇，只是不肯错过，对西画系统不求甚解的丈二和尚，即便恭敬备至，最多也就是充当一个瞠目结舌的看客而已。随着脚步缓缓地转过几个大堂，奥秘洞开的感觉顿起，其人和盘托出，由人登堂入室，授受为始，亲近徐来，高山流水，灵犀忽通。毕加索的画里有诗情，有运动，有呼应，有规模，有双关暗示，有多种意象，与中国文化艺术所谓的道与术以及中国画的一些基本法则，未必没有可以比较贯通之处，愿意毛遂自荐班门执斧乐为一解。

　　毕加索之前几百年的欧洲画坛，近乎就是一个科班的、严谨的、宗教的、神圣的大院，能徜徉而入的宠儿，一定会有几把刷子，还得有刷子下的传统，更得有刷子下的不同。欧洲大陆是天生的，分散成许多国家却是人为的。国家的分割线本身就是线条图形，从不同的国家纵观，从不同的高度开眼，就有了最富艺术本质特征的变化性。这些国家是相对的，人们是沟通的，绘画来自于理想，也来自于现实，来自于传统，也来自于跳跃。工业革命、宗教革命已经太久太久，人们开始不满重复循环的历史，压抑只有从望眼欲穿的企盼中突围，艺术常常可以充当使者，而绘画有时成了先锋。

　　毕加索参与了风起云涌的这个时代，他站在了世界火药桶的边缘，人人在革命，毕加索能不革命吗？可是绘画有所不同的是，它的初步必须是没有思想没有自我，只有掌握只有继承。按奈不住骚动的毕加索终于走过了蓝色和粉色时期，他的基调说明了他一开始着笔上路就是把绘画当着生命，当着唯一的语言。流连在他早期的速写稿中，实在惊叹他与众不同的基本功和顽强添加的画面中的呼应趋势，所见他当时的任何一幅作品，都是不愿安分，都是有话要说，他堆砌的平面几何通过光影的衬托往往能够旋转，与画面中的另一部分形成对比，据此判断：他期待他的画应该是有机而有趣的统一。

　　毕加索已经不能满足自作聪明的小玩艺了，作为画笔只能完成一个静止的人物形态的惯性，到了他这里他也许认为的这种简单命题临时歇脚。毕加索的人物造型从脸部开始分解，甚至眼部变异，他的描述更像是文字而有诗意化，虽然它并不符合人们的一般欣赏习惯，可是它更忠于现实的一瞬间。一张脸用两个角度去看，组合成了一幅画；一个眼球无光，另一个眼球正好因为对光而眩目。这些构成就是强烈的警醒所在，画到令人侧目、若有所思，未尝不是画家的良苦用心。当看到一个卧姿女人在轩然大波之中，没头没脸、手舞足蹈的画面，已经暗暗喝彩不迭、令人叫绝啦！女人只存一个印象，而男人在画幅中是片甲不存，我看到的是一个女人在风卷残云中吞噬了一个男人。能画出进展，能画出故事，是绘画历史不通过组画的奇迹，非但欧洲，即便世界，毕加索一人而已。

　　毕加索是个勤奋开拓而又不断自新、驻足画坛的大闹天宫者。“立体主义”，是因为把“立体”成全为“主义”，才诞生了毕加索。在二维平面上表现三维空间的手法，早就有人采用，而毕加索的脱胎进而换骨，是“天生我才必有用”、“语不惊人誓不休”的必然。透视法只是毕加索的现成手段，他把他的前辈造型进行上下错位，又把画面中的人物晃动抛出，对比而有了延伸和凸出感，这种发现和表现力量，无疑是创造性的，也是符合西方哲学和心理学以及绘画本身的寻求发展规律的，而这种体验却不是每一支画笔都轻而易举可以领略的，从毕加索一生大开大合而又若无其事的爱情和家庭的随机性诡异性而言，他似乎临界了一般人无法体验的风光险绝之处，正是这种萌动不安的恍惚和梦入原始的狰狞，反而使他意外获得妙不可言的养料。绘画应该是生活的一面镜子，还可以是生活的一顶帐篷。

　　毕加索不是个按部就班、木鱼撞钟、仅仅在画幅中表现思想和画技的巨手，他甚至工于心计地篡改了一统天下的油画颜料和创作构成的笔法，尤其作为大幅绘画，从正面观，再从不同的侧面看，他的晚期画面似乎更崇尚随心所欲的大笔纵横之道，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他有足够的画面控制和收容能力，另一方面可能还是他不可抑制的主张和探索热情，我不能知道毕加索是否研究过中国绘画，从时间性互通性而言应该有这种条件和可能，因为在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到他已经不肯用画笔点滴拾掇而去，传统颜料嫌滞嫌硬，他一定使用了有更多新鲜滑爽、可以顷刻铺张、类似油漆的颜料，并在使用这些新型颜料时，意外地发现了传统欧洲绘画从不具有的好处。画面的大幅色块是近乎流淌而瓢泼而成的，而在需要表现非焦点的不确幻觉时，则用笔顿按形成了斑驳的依稀大概。新材料必得与新笔法配合，才有了新效果。毕加索没有大张旗鼓的公告新发现，他也许觉得任何构成都是微不足道的形式载体，画家只是对画面的结果和主题的内容负责而已。中国画“泼墨”和“渲染”的所谓用笔神圣之道，被毕加索不经意采用或异曲同工殊途同归，虽然未必证明中国画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伟大，但是实实在在反映了毕加索作为用笔说话的扩张能力。

　　毕加索与同时代的拿破仑、希特勒看样子都属于革命大家，他们在各自领域都可以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而毕加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在五十年代初获得列宁和平奖章，在生前唯一荣膺获藏卢浮宫画作。毕加索在画坛的影响属于毁灭性的，却是进步的，是他改写了绘画史，他把绘画的艺术美感重新设立了层次，他把绘画的艺术语言格外规定了深度，他的精神内涵在许多方面比较符合中国艺术哲学意蕴。

评论

仅注册会员可以发表评论.
请登录或者注册

Powered by AkoComment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