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史密森尼美国艺术博物馆（Smithsonian American Art Museum）二层北大厅陈列着一幅宽约2.1米、长约3.6米的巨幅油画：金色的壮观山谷铺陈开去，远方，山谷尽头，直泻而下的瀑布笼罩在滚滚升腾的白色水雾中。1872年，美国哈德逊河派画家托马斯·莫兰根据自己的探访经历画下了这幅《黄石大峡谷》。国会付给莫兰1万美元，买下画作将之悬挂在参议员画廊展示。那是美国政府第一次出资购买一位美国艺术家的美国风景画作。正是在这一年的3月1日，总统尤里西斯·格兰特签署了《关于划拨黄石河上游附近土地为公众公园专用地的法案》，宣告了世界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公园的诞生。

　　

　　美国黄石国家公园景观

　　荒野何以被冠以国家公园之桂冠？黄石的诞生存在许多传说。其中最为着名的一个来自沃什伯恩探险队。1870年，蒙大拿准州国土局总测绘师亨利·沃什伯恩带领一支19人组成的探险队奔赴黄石河上游（Upper Yellowstone）地区，对那里独特的间歇泉、热泉、瀑布等地理景观进行考察。根据该考察队成员兰福德的回忆，1870年9月19日晚，考察队在位于吉本河（Gibbon）与火洞河（Firehole）交汇处露营时，他们围绕如何利用所发现的土地进行了一次“不同寻常的讨论”。“有人提议，利用我们的探险成果，可设法占据最有前途的一块景区。如果谁能抢先占有黄石下游瀑布对面三块区域的土地，并设法占有沿峡谷延伸的河流地带，这块地皮最终会成为土地所有者的摇钱树。”然而，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年轻律师科尼利厄斯·赫奇斯提出，这块区域的任何一块土地都不应该为私人所有，应将整块地盘划出来设为一座伟大的国家公园。这个别具一格的想法令大家茅塞顿开。

　　

　　美国哈德逊河画派画家托马斯·莫兰作品《黄石大峡谷》

　　篝火传说的真实性一直受到历史学家的质疑。事实上，这个标榜“公共性”的理想主义故事的背后存在着一套商业逻辑。当时，北太平洋铁路公司正在修筑连通五大湖区与太平洋普吉特海湾（Puget Sound）的铁路。该公司非常希望通过宣传和推广铁路沿线的土地，加快公司所属土地的销售，也希望黄石地区能够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带来可观收益。而沃什伯恩探险队的经费正是源于北太平洋铁路公司。探险归来，沃什伯恩还获得公司资助开展巡回演讲以宣传黄石奇观。

　　但逐利并不是成就黄石的根本性因素。1870年左右，黄石探险成为一股热潮。1871年，国会还拨专款4万美元支持了宾夕法尼亚大学杰出的地质学者海登（Ferdinand V. Hayden）的科学探险。在探险报告里，海登不但对其所见进行了科学性的描述，还附之以美学和情感体验：“湖躺在我们面前，静静的如一张大薄片，闪现着极精细的深蓝色调，这是我所凝视的最美丽风景之一……如此景色值得一生回味。”1865年，南北战争刚刚结束，新的统一的美国正在重塑之中。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将先前偏僻的土地带入到美国人的心理意识层面。

　　

　　美国加州约塞米蒂国家公园景观

　　一种力量更强大的情感转变孕育已久。新大陆的发现和美国的建立本身就是一个开拓荒野的过程。最初，对拓荒者而言，荒野对生存构成难以克服的威胁，是一片蛮荒与道德真空。开化新大陆意味着用光明代替黑暗，秩序代替混乱，邪恶变为良善。拓荒时代的无数日记、讲演以及回忆录都将荒野表现为一个必须由一个“拓荒者大军”去“征服”、去“镇压”、去“击败”的“敌人”。

　　黄石的第一次发现是在19世纪初。1803年，美国完成了路易斯安那的购买。为了勘察土地的基本情况，总统杰斐逊派遣刘易斯上尉和克拉克中尉于1804到1806年对密西西比河流域、哥伦比亚河流域进行了考察。在探险队返回途中，一位名叫约翰·科尔特（John Colter）的队员选择留下来继续行程。他在1807年冬天到达了黄石河源头，发现了现今塔尔瀑布（Tower Fall）附近的地热区。科尔特向他的朋友描述自己看到的奇观：“大地像是烧开了的锅，到处冒着浓烟和气泡，有浓重的硫黄气味。”他的所见与沃什伯恩和海登并无不同。然而，当时的人们把他描述的景象戏称为“科尔特的地狱”。以至于黄石获得了一些并不美好的地名：地狱咆哮河、地狱清汤河、恶魔之釜等等。

　　而在同一时间，在欧洲，人们已经对荒野有了新的认识。壮美作为新的美学类别被广泛应用。自然美不再被局限于祥和、富饶和井然有序。1763年，伊曼纽尔·康德在《论优美感和崇高感》中提出，自然界中的野性形象，如山脉、沙漠、风暴，也有可能在审美层面上惬恰人意。自然神论者则赋予荒野一种特殊的意义，他们认为，作为纯粹的自然，荒野是上帝借以展示其力量和卓越的最畅通的媒介。换句话说，到18世纪中叶，荒野已经与美丽和神圣联系在一起了。

　　这股潮流也逐渐影响到了新大陆。19世纪初，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这种情况：无论是谋生还是大范围的旅行，人们都有可能不必与荒野发生接触。在东部城市，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度假者和绅士阶层中出现了以非拓荒者视角看待荒野的潮流。这种新的审美很快和国家的现实需求勾连在了一起。自独立以来，美国人一直在寻求某种独一无二的“美国的”东西。这种东西要有足够的价值将这些新大陆的居民变为骄傲自信的公民。然而，美国短暂的历史、单薄的传统，以及微不足道的文学和艺术成就似乎都不足以与那些骄傲的欧洲国家相抗衡。但有一种东西是欧洲所不具备的。1833年，作家查尔斯·芬诺·霍夫曼（Charles Fenno Hoffman）在西部旅行中写道：“与深邃的森林相比，罗马强盗建立的庙宇算什么，封建压迫本身得以在其中滋长起来的城堡算什么，前者乃血迹斑斑的组织，而后者的专制迷信又算什么！森林，在那里，只有上帝的目光洞察无余……与幽暗树林中统治一切的亘古寂静相比……那些依然在教堂过道中嗡嗡作响的伪饰虚荣的赞歌又算什么！”

　　

　　美国黄石国家公园景观

　　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美国的国家公园构想初现雏形。1864年美国总统林肯签署了一项法令，将加州的约塞米蒂（Yosemite）河谷作为加州政府管理的“州公园”加以保护，“作为公共游乐和消遣之用，永远不得转让”，这是美国国会第一次讨论“公园议题”。1851和1852年，约塞米蒂溪谷与内华达山脉的巨树红杉的发现在美国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共和国》报评价说，“走遍整个阿尔卑斯山也不能看到堪比约塞米蒂的庄严美丽”。而“与代表欧洲文明繁荣的遗址不同”，那些自基督教诞生以来一直是存在着的巨树红杉是“活着的文明”。

　　与约塞米蒂相比，黄石的出现更恰逢其时。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在《美国史中开拓疆域的意义》中指出，从获得“美国特性”的背景来看，19世纪70年代是边疆不断开拓的年代，是不断地获得“美国特性”的时期。1865年南北战争终结，1869年大陆横断铁路竣工，此刻的美国继续寻找到一些标志物，使其在精神层面得以统一。

　　1870年，就在沃什伯恩探险队返回海伦纳后不久。一场圈地运动就在黄石展开了。迪尔洛奇市的两名印刷工人进入到了火洞河盆地，在那里留下诸多标记，计划圈占其中包括间歇泉景观的土地。1871年，一位名叫马修·麦克盖克的探险家从北部进入到黄石地区的加德纳（Gardner）河，并在那里设立界标，表明自己对该地的所有权。很快，麦克盖克便在河边建起一些简易的洗浴室和小屋，利用含有矿物质的河水为病人疗养，并于1871年8月根据《宅地法》提出了土地申领要求。同年夏天，还有人在黄石河与拉马河（Lamar）交汇处建造了一座小桥，在那里征收过桥费；也有人向政府提出申请，要求获得猛犸热泉（Mammoth Hot Spring）附近的土地。这样的状况让那些希望让黄石承载国家认同和国家精神的人们担忧不已。一场将黄石河源头保留为联邦政府公园的行动很快在华盛顿展开了。

　　

　　自然学家和自然保护主义领军人物约翰·缪尔

　　1903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来到了约塞米蒂。他请求65岁的自然学家和自然保护主义领军人物约翰·缪尔（John Muir）与他同行。罗斯福在晚宴上和缪尔悄悄从后门离去，两人纵马进入森林深处，在一株历经千年岁月的大红杉下扎营。第二天，两人继续在山谷里游荡。那天夜里，锡耶纳山里飘起了雪花，当曙光再次照亮峡谷的时候，两人醒来，发现睡袋已经被几寸的积雪覆盖。

　　“那是我这辈子最美好的一天。”罗斯福总统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缪尔告诉总统，如果美国希望保护约塞米蒂，就必须将由加利福尼亚州政府代管的峡谷归入联邦层次的国家公园。罗斯福总统终其一生成为美国自然保护史上最强大的支持者，在他的引领下，一系列全新的国家公园被建立，约塞米蒂峡谷也终于回到联邦政府的管理之中。

　　但从今天的眼光看，黄石和这一系列国家公园的建立并不被认为是国家公园体系的开端。联邦授权的几座国家公园各自为政，并没有统一的管理方法和条例。国会慷慨地给黄石划拨土地，但随后划拨的资金却姗姗来迟。尽管是一个国家级机构，国会却要把它委托给地方委员会管理。游客在黄石公园的地热喷泉口涂鸦刻字纪念自己到此一游，约塞米蒂的千年巨树被挖出可以开车穿过的隧道来吸引游客，公园附近的农牧民将自己的牲口赶进国家公园的草甸放养，偷猎者把枪口瞄准了公园中那些本该受到保护的野生动物。

　　今天，美国所有的国家公园访客中心都立有一块纪念铜牌，它们是为一个人而设置的。1914年夏天，企业家和慈善家斯蒂芬·马瑟游览了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和红杉国家公园之后，被公园的状况震惊。从此，马瑟致力于通过组织各种公众运动呼吁建立公园独立管理机构。191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公园组织构成法》，于8月25日在联邦内政部建立了国家公园管理局。斯蒂芬·马瑟成为新机构的第一任局长。这一改革是真正具有启发意义的国家公园体系的开端，标志美国以国家公园为核心的行政管理体制形成。

　　今天，直属于联邦政府内政部的国家公园管理局负责对国家公园体系内409处国家公园的管理，形成以“国家公园管理局——地方办公室——基层管理机构”为主线的相对独立的垂直管理体系，地方政府无权干涉。国家公园规划设计由国家公园管理局下设的丹佛设计中心独家垄断，全权统一负责规划的组织实施。为保证国家公园的公共性原则，其运转经费主要来自联邦政府，财政拨款占到国家公园开支的70%。1965年，美国国会通过《特许经营权法》，允许私营机构采用竞标方式缴纳一定数目的特许经营费，获得在园区内开发餐饮、住宿、纪念品商店等旅游配套服务的权利。企业和个人的捐款也是国家公园的资金来源之一。国会特许的国家公园基金会为私募基金筹款人。

　　

　　1958年6月1日，到黄石国家公园游览的青少年看到了棕熊

　　制度的建设伴随着国家公园发展的另一条主线：从“为何保护”“为谁保护”到“如何保护”的演化。

　　黄石国家公园的建立是以保护景观而非自然生态为出发点的。1917年，艾诺斯·米尔斯（Enos Mills）受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马瑟的聘请，撰写了《你们的国家公园》一书。书中如“风景工业”“风景是最有价值的资源之一”“大部分‘未开发’”等功利主义的用语随处可见。1919年，亚德（Robert Sterling Yard）的《国家公园的书》（The Book of the National Parks）同样强调，国家公园要满足人民的娱乐。

　　1914年，黄石国家公园内由私人出资修建了面积达465平方米的游泳池，1933年由查尔斯·A.汉密尔顿收购并改建，直到1950年才拆除。1932年，喷泉丘区域附近又建立了一个纪念馆、一个圆形剧场、一个海恩斯摄影馆，两个加油站，两个储存室和一个大操场。汽车营地和客栈区域甚至设立了“喂养熊”娱乐项目。1920年年度报告里，在公园里喂养熊“对大部分游客而言已经成为最有趣的公园特征之一”。30年代后期，公园还出现了专门看台以供游客观看灰熊表演。

　　国家公园管理局直到1929年才开始成立自然科学项目，而且使用的完全是公园管理局的富翁生物学家乔治·赖特的私人基金。虽然公园管理局很快也开始为赖特的项目提供资金，但是，在1936年赖特因车祸不幸去世后，原本正在扩大的以赖特为首的生物专业人员的影响力骤然减少。

　　“二战”后，随着美国由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过渡，美国人的环保思想开始从保护主义（Conservation）向环境主义（Environmentalism）转型。50年代中期，经济增长和效率依然是这个国家的主导理念。50年代中期以后，污染和有害化学物质以及人口增长等备受关注。60年代，生态学进入人们视野，主流环保思想更加以生态为中心。决策层面，《荒原法》（Wilderness Act）、《濒危物种法》（Endangered Species Act），以及《国家环境政策法》（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相继出台。1963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在它的报告中对国家公园管理局提出尖锐批评，并呼吁管理人员通过强化科学研究来确保维护公园的生态系统。报告将公园称作是一个“由相互关联的植物、动物及其栖息环境组成的系统”，并敦促将这一系统视为“生物银行”。同在1963年，由当时的着名生物学家、加州大学教授利奥波德（A. Starker Leopold）担任主席的一个特别顾问委员会，公布了自1916年通过立法建立国家公园管理局以后最具有影响力的一份报告文件。报告强调了加强生态管理的必要性，主张让每个大型自然野生公园成为美国原生态的缩影。它提出，每一公园内原有的生物群都应维持不变，必要时，尽可能将一切还原到白种人首次涉足时的状态。

　　“利奥波德报告”的影响力源自它针对复杂的生态问题的一系列有说服力的阐述，也源自它对美国原生态的憧憬重新激起了美国人的浪漫爱国情怀。这种憧憬从几乎最深刻的层次揭示出公园存在的文化意义——始终作为公园民意基础的浪漫爱国主义，以及与拓荒时代息息相关的群山莽原对这个国家的起源与命运的强大象征性。

　　从此，生态的还原和保护成为未来国家公园的管理和规划的重要内容。

　　

　　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的地标景观“穹顶”

　　20世纪上半叶，人们就逐渐意识到黄石国家公园不能被当作一个封闭的系统进行管理：一些大型动物如灰熊会突破黄石国家公园边界，到相邻的大提顿以及周围的森林中活动；公园周边的森林地带允许一系列的人类活动会影响黄石国家公园的生态系统稳定性。1950年，黄石公园南部仅16公里之遥的大提顿国家森林被建设为大提顿国家公园，以更好地保障灰熊、麋鹿等大型野生动物的迁徙环境。1960年以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周边保护地的协调，生态学家以及国家公园管理局和国家森林管理部门共同努力建立大黄石生态系统（Greater Yellowstone Ecosystem，简称“GYE”），并成立了大黄石协调委员会（Greater Yellowstone Coordination Committee，简称“GYCC”），以此来控制管理统一的区域性生态系统。现在的大黄石生态系统由2个国家公园、6个国家森林、3个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3个印第安原住民保护区以及州立土地、城镇和私人土地组成。

　　今天的黄石拥有忠实的狼群研究团体，“狼迷”拿着对讲机互相交流，而且车上挂着和狼有关的各州车牌。但是事实上，由于黄石地处美国落基山脉北部怀俄明、蒙大拿和爱达荷三州交界，当地发达的畜牧业促成了彻底的灭狼运动。黄石的最后一匹狼正是死于国家公园员工的枪口下。

　　作为处于食物链顶端的掠食猛兽，狼在野生环境生态平衡中扮演着终结者和清道夫的重要角色。通过数十年来对黄石国家公园的美洲野牛（Bison）、角鹿（Elk）、骡鹿（Mule Deer）和驯鹿（Moose）等大型草食动物种群的追踪观察，科学家发现部分种群出现体质下降的现象，并且种群有过度膨胀的趋势，危及当地的森林资源以及生态平衡。尽管公园内也有棕熊、黑熊、美洲狮等大型动物，然而美洲狮数量极其稀少，其捕食量不足以影响大型食草动物的种群数量。而熊的食物以植物根茎、浆果为主，很少主动捕杀大型食草动物。基于恢复已经开始倾斜的生态平衡的考虑，美国国家渔业和野生动物局于1987年向国会提出恢复黄石国家公园大灰狼种群的提案，并于1991年获得国会拨款，在国家公园局和国家森林局的咨询指导下对放狼归山的后果进行研究。经过几年的研究和听取创纪录数量的公众意见之后，放狼归山计划得到内政部最终签署首肯，并于1994年启动实施。1995年秋到1997年，31只从加拿大捕获的大灰狼以及10只来自蒙大拿冰川国家公园的幼狼戴着无线电跟踪脖圈，放归黄石国家公园野外。

　　伴随科学研究的发展，人类在国家公园的角色也越来越清晰。上世纪50年代初，斯塔克·利奥波德（Starker Leopold）告诉他的学生，应当在科学管理基础之上使黄石国家公园稳定持续发展，国家公园管理局应当允许野火燃烧。当时，他的学生觉得这是天方夜谭。35年之后，1988年夏天，国家公园管理局第一次不再插手阻止黄石国家公园的野火。黄石国家公园的商业经营者抱怨，着火将影响该公园的旅游业。但事实表明，1988年夏季大野火之后，1989年游客数量显着增多。烧焦的松树皮为麋鹿提供大量营养，同时有助于山杨种子扩散。

　　作家和历史学家华莱士·斯特格纳（Wallace Stegner）说：“国家公园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好的构想。”19世纪末，国家公园的理念从美国传播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移民定居国家。20世纪前半期，瑞典、意大利、罗马尼亚、希腊、西班牙、冰岛、爱尔兰和瑞士都设立了国家公园。英国、法国、比利时等国家不同程度地在它们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设立国家公园。

来源: 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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